王轶认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数字法学的相关研究工作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度典型实践，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
西方法治模式并没有在促进发展中国家摆脱不发达方面起到什么显著作用。示范创建活动前期主要面向市县两级政府，待积累一定经验、条件比较成熟后，再扩展到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级政府。
《意见》明确了新形势下政法队伍建设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履职能力建设、纪律作风建设、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和健全职业保障体系，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认真研究中国政党驱动型法治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丰富发展人类社会的法治理论，是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长期执政就必须坚持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的辩证统一，跳出中国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使我们党能够经受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能够战胜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该规定确定由中央依法治国办公室和地方各级党委法治建设议事协调机构的办事机构组织开展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第二，近年来研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历史的最新成果显示，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殖民统治，给发展中国家留下了沉重的阻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包袱，并且，西方发达国家内心并不希望发展中国家超过他们，而是希望发展中国家成为他们的附庸。
上级党委应当将下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作为考察使用干部、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的重要依据。进入新时代之后，党中央从探索如何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政治现代化道路，转向探索如何以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政党驱动法治道路，完成追赶型法治现代化贡献中国方案。党的全面领导原则是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1月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的：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如果二者关系处理不好，出现互相混淆、互相替代甚至互相抵牾，则会严重影响法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设立专门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对重大工作领导的重要经验。对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的约束，国法只起有限作用，主要依靠党规，特别是党的领导法规。从中外法治实践来看，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关系可以区分为外部领导、内部执政、党政机构融合三种模式，体现了执政党从外部到内部、从间接到直接、从分到合主导国家法治建设的政治格局。
（二）衔接协调这一原理所回应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推进党规和国法无缝衔接，防止两类规范脱节断档或交叉重复。中国共产党的外部领导的规范性原理可概括为统一领导、全面领导、宏观领导三个方面。
例如，《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3条规定，党内法规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例如，在公职人员的选任过程中，党组织的考察、提名程序与国家机关的选举、任命程序前后相连。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党政机构融合在推进法治建设上的最大优势在于，将党政机关之间原有的外部领导关系变成了内部领导或共同管理的关系，缩短了从党的决策到政的执行的运行链条，有利于减少运行过程中信息损失、能量损耗、权力梗阻，减少党的决策执行过程中的沟通、传输、监督成本，从而最终提高法治工作效率。
国家机关的比较优势在于业务、执行上，更适合于进行微观管理。国法是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政治和社会主体的行为的普遍性调整（第一次调整），党规是在国家法律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的特殊性调整（第二次调整）。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十分紧密，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构成了党法关系的基础性原理。
正是经过立法持续不断的确认，大量法律之外的政策已经转化为法律之内的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对法治建设既可以起到关键推动作用，也可能起到致命破坏作用。
三是党委政法委对政法工作的归口领导。这两种偏向实际上都是把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理解，要么认为党的政策高于国家法律，国家法律必须服从党的政策，要么认为实行法治就只能讲国家法律，不能讲党的政策。
总体上看，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顶层设计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仍需要在法治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对党组织和党员，党规既明确划定纪律底线标准，又直接确立高线行为标准。党组织的比较优势在于把方向、定政策、管原则，更适合于实施宏观领导。党规同国法的衔接协调是全方位的，可分为实体协调和程序衔接两方面。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在长期的治党和执政过程中逐步创建了一个由3 000多部法规所构成的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无论是《党内法规制定条例》，还是《立法法》，都未确认其名分和地位，产生了信息公开、司法审查等法律适用困境。
国家机关拥有精通法律政策、法治工作经验丰富的法治专门队伍，能对法律业务问题作出专业化判断。外部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机关法治工作的最重要形式。
一是法律漏洞填补功能。在不少领域，党法所规制的党组织工作程序和国法所规制的国家机关工作程序存在时空上的前后连接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统筹设置党政机构，合理界定部门职责，避免政出多门、责任不明、推诿扯皮，防止机构重叠、职能重复、工作重合。（二）内部执政所谓内部执政，通常是指执政党通过在国家机关建立党组织和委派干部依法执掌该国家机关的权力。
一是同类事项规定不抵触。这样，党规就在保障国法所确立的人民权利的落地落实上起到强有力的加持提升作用。党的政治领导的主要形式，就是以党代会、全会形式研究作出法治建设长远安排，以党的常委会等形式研究决定法治建设重要事项。因此，政党并不直接领导国家法治事务，而主要是通过其担任国家公职的党员管理国家法治事务。
（一）互相作用政党政策和国家法律的互动是双向的，既包括政党政策对国家法律的作用，又包括国家法律对政党政策的作用。因此，党规与国法的关联性更为密切，不仅在调整事务上交界交壤，而且在规范内容上交叉交织。
三、政党政策与国家法律关系的规范性原理党法关系的第二个方面，是政党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第四，建立健全宣规普法共振机制。
二是合署办公型，即两个机构、两块牌子，但部分领导班子成员交叉任职，部分内设机构实行合并设置，并且两个机构同址办公。因此，人民法院党组不宜行使审判委员会的这些法定职权。
第三，以中央工作会议形式专题研究决定法治建设重要工作。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党组是党到国家机关内部执政的重要制度设计，是党的系统和国家政权系统进行权力、能量、信息交换的重要媒介，有利于加强党对国家政权系统的领导的有效性。而且，当代中国的党法关系以最完整的光谱把政党和法治关系的丰富内涵和宽广外延展现出来。进入 黄文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党法关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 。
如果涉及到国务，不宜由党规作出具体规定，而应由国法加以调整，党规可做援引性规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和省级党委全面依法治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对党规和国法规划、制定、实施、监督等重大事项进行统一决策、统一部署，确保二者同步推进、协调发展。
在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下，执政党作为一种独立于三权之外的政治力量，通过制订政纲、统一政策、挑选官员等方式，起到沟通和协调三权的纽带作用。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从中央到县一级地方党委都普遍设立了法治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即全面依法治国（省、市、县）委员会。
将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并入中央统战部，中央统战部对外保留这两个机构牌子。可以说，当代中国的党法关系是研究现代政党和现代法治之间紧密而复杂的关系的最佳样本。